（诗人）：中国诗坛曾经有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论争。你是一个从事过多种职业，在社会闯过，最后又回到大学的思想者和写作者，你是怎么理解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分的？
徐敬亚（诗歌理论家）：诗，不是一种手艺，更不是一种学问。真正的诗人，可以什么都不懂，可以什么都不会。诗对诗人最基本的要求是一个正常的人。人人皆有诗性，人人皆有诗念，诗性有深浅，诗念有高低，这就是我的基本诗学。我曾经说过，“生命大于诗”。更多的人会说，我是民间立场。其实谁说得清呢。一个人有两只眼睛，你身体的一侧可能更靠近一只苹果，但你能说清哪一只眼睛最先看到了苹果吗。
知识分子式的诗歌写作，也是一类值得尊敬的原创，虽然这类写作者中有过多的弱智与工匠。我也一直信奉元诗，并暗中景仰。我也相当承认诗歌写作是一项具备较强操作性的艺术手艺。但我更尊崇艺术直觉，诗是一个无限大的游戏空间。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喜欢那些优美的、一目了然的好诗。我说过，“最可怕的诗，就是那些像诗的诗”。缺少了生命质感，再好的手艺也不过是手艺，哪怕披上了诗的外衣。
不知是哪一天，我突然发现，我在诗歌写作上仿佛是一个命中注定的二流者。这个可怕的想法，飞快地消灭了我多少日以继夜地徒劳和大师般的苦苦追寻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不再勤劳，不再继续枉然地涂抹。一个人，归根结底不是为了文学史而生存。诗，在我们个体身上发生，它有多少必然，就应该享有多少自由。这是我的一次重要反省。我从诗那里解救了我自己。我知道这是一个悲剧，我不过坦然承认了我与诗之间过于浅薄的缘分。我不过设立了一个过于宽阔的道路而轻易放过了我自己，当然无形中我也放大诗的边界。或许这可以称为某一种生命诗学。
雷默：你曾说，当下的中国诗坛诗的数量在增加，而质量在下降。大众化、随意性的写作消解了诗歌的哲学和美学意义。那么，一个诗写者如何在这种环境下保持自己的诗性，有效这种消解呢？你和你的妻子、诗人王小妮有什么值得分享的经验么？
虽然我仍然坚持自己多年以来“生命体验与语言意识”的总体诗观，但我不再过度纠缠诗之细节。
诗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软弱，这样无力。它早已不再战斗，不再号召，不再聚众演说，不再高声叫卖……我曾说过一句或许可以称为辛酸的话：“诗，已经变为现代人的‘自我拯救术’。”